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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的機會。但是，機遇不會從天而降，政府有權利創造機遇或者扼殺機遇。加利福尼亞曾經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商業重地，這裡歡迎每一位擁有良好商業理念、富有創業熱情的企業家。但如今，這種優勢已經不再。從創業的環境來看，加利福尼亞的商業環境是整個美國最不利於創新的。這是一種難以治癒的內傷。我們有義務為創新者、企業家和小型企業主提供更加便利的環境，幫助他們實現夢想，為人們創造就業機會，激發人們的潛能，從而讓整個社會受益。我們需要的就是能夠開啟人們潛能的領導力。

我本以為這個週末將是我踏上政壇、準備領導加州的第一步。但是，計劃沒有變化快，人生處處充滿變數。我一邊向代表陳述我們所在的州和所在的國家在正確的領導下，能夠做些什麼，一邊環視四周，我發現弗蘭克已經不在那裡了。

他在外面的公園裡，來回踱步，他對我得知自己得了有可能喪命的癌症後，竟然還能泰然自若地向大家發表演說感到非常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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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薩克拉門託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平復了很多。對診斷結果的震驚也在慢慢消散。路上，弗蘭克、我和黛博拉制訂了下一階段的計劃。我最恐懼的就是癌細胞已經轉移，這一點恐怕也是弗蘭克最難以承受的。我們不知道癌症的性質，也就意味著我們不知道癌症的原發病灶。我在黑暗中想象著自己渾身長滿腫瘤的樣子。我們商定，回去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和我的好朋友、斯坦福癌症研究所的腫瘤學家嵐嘉娜·阿德瓦尼碰個面。我和嵐嘉娜的丈夫曾在惠普公司共事，後來就成了好朋友。我得癌症了以後，嵐嘉娜一直對我關懷備至。從薩克拉門託回來後的那個星期天，她就來看望過我。她對我進行了檢查，並告訴我，她覺得癌症並沒有擴散。“我覺得這是乳腺癌，我們能治好的。”她對我說，“不過，你得做了化驗後才能確診，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我那天晚上安心地睡了一個好覺。

週一上午6點30分，弗蘭克陪我在斯坦福醫院接受檢查。在我腋窩裡發現的腫塊，有可能是各種型別腫瘤轉移的結果。所以，醫生得用排除法確診。他們要我做的第一項檢查是全身的正電子發射型計算機斷層攝影（PET）。我喝了好幾加侖＇1＇的藥水，然後顫抖著躺著冰冷的儀器上，恍如隔世。

經過好幾天的各種掃描檢測，包括核磁共振和乳房X射線檢查，我們最終有了比較確定的診斷結果：就是乳腺癌II期，因為在我左乳的腫瘤還比較小。不過是惡性的，已經轉移到了淋巴結，而乳房X射線檢查並沒有捕捉到這些轉移的癌細胞。顯然，我很幸運。在奧巴馬醫改法案透過之後，美國健康和社會服務部改變了乳腺癌的篩查程式。他們建議女性每隔一年做一次乳房X射線檢查，告別了過去的自我檢查模式。奧巴馬政府認定，這一程式的改革能夠最大程度地減少虛假病情警報和檢查成本。美國健康和社會服務部聲稱，原先的舊程式給女性帶來了太大的創傷，引起了不必要的關注，所以要施行新的政策，這讓我覺得很憤怒。他們口口聲聲說，女性很堅強，完全可以應付這些。但要是我遵守了這些規定，可能現在已經小命不保了。

我的左乳有腫瘤，右乳有癌前病變細胞。雖然癌細胞已經轉移至7個淋巴結，但預後情況良好。醫生們建議我做雙乳腫瘤切除手術，去除癌變組織，而不是做全乳切除手術。當時聽從了他們的建議，讓我後來很後悔。2008年3月2日，我接受了手術。之前，我已經決定要在手術時對外界公佈我的癌症情況。考慮到外界對我要競選參議員的種種揣測，我希望能明確地知道：當訊息傳播給大眾之後，我們該如何面對隨之而來的各種狀況。因此，黛博拉已經提前擬好了當時我們準備要釋出的第二份宣告。

幾天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