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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估計假期可以延長到6　個月，因此覺得不僅“擺脫了好萊塢”，而且能擺佈好萊塢。“我可以在好萊塢工作6　個月，在家住6　個月。現在已經習慣了，把電影編劇鎖在另一個房間裡。”1　月，他重新拿起《寓言》，同蘭登韋屋談妥“預支二三千元錢，大約3　月中要”。信中對出版商說，他“寫作經歷的大部分時間是一個“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詩人，只憑本能對自己所作所為的價值和真實性有強烈的信仰和信心，對修辭有無比的勇氣（承認有此癖好）。對其他東西則所知甚少，也不想知道。”現在，他“寫了又重寫，斟酌每個字的分量”。這一變化意味著“需要更長時間創作此書”，為此他心煩意亂。但是，他認為這是新的成熟的標誌；他說“我終於長大了。”事實上，這部新作顯露出另一種性質的鉅變，原來是潛意識的或者說次要的東西，如今都變成有意識的。他在寫給馬爾科姆·考利的信中稱，“自己素來寫人物而不寫思想”，即使在結構最複雜的試驗性作品中也是如此。

他認為考利關於《押沙龍，押沙龍！》的意見說得對，“我首先在講一個我認為不錯的故事。我認為昆丁在《押沙龍，押沙龍！》中可以講得比我好，但我接受並感激你所作的補充，儘管我在寫作時並未有意識地顧到這些。”反過來，他在《寓言》中步步為營地照顧到思想及其象徵意義。

幾年後，完成《寓言》前不久，福克納稱舍伍德·安德森的事業——整個一生——為一個可疑的夢，夢中的安德森把自己想象成“跋涉在鄉間小路上，牽著一匹馬，想拿它來換個宿夜的地方，不只是為了一張床，而是想睡個好覺”，猶如一則故事或寓言。福克納解釋安德森的夢說，這匹馬是安德森從來不能完全接受的世界——“他出生的美國”，安德森的一生是幽默、忍耐和謙卑，更多是想用忍耐和謙卑地奉獻的世界，取代那不能接受的世界，為了他“自己以純潔、高尚、堅韌不拔地工作而求得成就的夢。《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鎮》和《雞蛋的勝利》就是這個夢的代表和象徵”。

福克納解釋安德森的夢的這個寓言有幾點很有意思，其中之一便是；有助於瞭解福克納詩歌的慘淡經營的風格。但是，福克納描寫安德森“精益求精”，同他自己在創作《寓言》時的做法相似。福克納說：“安德森寫作時慘淡經營、不厭其煩……彷彿對自己說，‘無論如何，它將是、它必須是無瑕可擊的’；彷彿他創作不是為了那銷魂蝕骨的、令人失眠的、無法滿足的對榮譽的渴求……而是為了什麼更迫切更重要的東西，甚至不是僅僅為了求真，而是為了求純、求精。”福克納當初從詩歌轉寫小說時，相信心裡想說的就是有價值的，並且已經蘊含了形式。如今在寫《寓言》時，他斟酌每一個字的分量，彷彿認為只要“保持風格的純淨完整”就夠了。因此，他心目中的新的成熟同他的寫詩實踐十分相似。他再度致力於極度的純潔性和意識的普遍性。這些品質與詩歌已不相容，更何況小說。

最大的一個後果是：福克納似乎同時在兩種樣式中工作，卻未解決先後問題和方向問題。在他的小說中，現實和幻想交融，不僅有反覆出現的場景，也有反覆出現的主題；有具體周密的細節，也有不可能、甚至今人難以置信的事件。但即使是最抽象的小說，如《卡爾卡索納》，也是以索回不去的形象而不是以重大題材開始。

他的最偉大傑作以令人難忘的形象（凱蒂爬樹，塞特潘敲大廈的門）、和觸目驚心的人物（凱蒂、康普生，託瑪斯·塞特潘）

開始，他在這些人物和場景中等待時，發現了導致探索、產生意義的情節。

但是，這部新作的條件——把無名英雄的傳奇和耶穌受難的故事結合成“一則寓言，也許是對戰爭的譴責”——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