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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穹》的故事發生在淝水之戰以後，應該是從公元396年開始。

肥水戰後，東晉朝廷在處理南北關係方面，在控制士族權臣方面，都處於有利地位。一時皇權有振興之勢，東晉的門閥政治出現轉折。

東晉朝廷內部，士族當軸人物陸續凋零。桓衝死於淝水之戰的第二年即太元九年（384年），謝安於淝水戰後未及受賞，於太元十年死。十三年，謝玄、謝石相繼死。東晉士族人物，無論居中居外，無論事功學術，再沒有過去那種人才相銜而出的優勢了。

一，肥水之戰前後的東晉政治

在肥水之戰之前，東晉門閥政治，重門第兼重人物。當權門戶如無適當人物為代表以握權柄，其門戶統治地位也就無法繼續，不得不由其它門戶取而代之。王導死，琅邪王氏浸衰；庾翼死，穎川庾氏幾滅；桓溫死，陳郡謝氏代興。凡此都是人物存亡影響士族門戶地位升降之例。所以當軸士族在擇定其門戶的繼承人時，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專重嫡嗣，寧重長弟而不特重諸子。王導兄弟輩幾乎都居重任，庾亮死而弟庾冰、庾翼相繼握權，桓溫臨死不以世子而以弟桓衝代領其眾，謝安繼諸兄弟之後始出仕而又於宗門中特重其侄謝玄。這些都是士族慎擇人物以圖光大門第之例。庾翼臨死，庾氏門戶中才能出眾的人已不可得，乃以子庾爰之代為荊州，引起滿朝非議。何充表曰：“陶公（侃），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王導）未薨，敬豫（導次子王恬。案導長子王悅先導死）為四品將軍，於今不改；親則道恩（庾亮子庾羲），優遊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案指庾爰之為荊州事）。”朝廷乃以桓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事見《世說新語#8226；識鑑》“小庾臨終”條注引《陶侃別傳》。何充所舉事實，特別是王、庾之例，客觀上反映了當權士族以宗族門戶地位為重，或者兄死弟代，或者擇子侄之長而有能者繼承權勢，一般並不特重嫡嗣，因而何充得以引述這些事例來反對庾翼以兵權傳子之事。從一個士族門戶看來，有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每個家庭的利益都有了保障。東晉門閥政治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當軸士族換了幾家，但門閥政治的格局依舊。看來其原因之一，是士族重視宗族利益而不只是著眼於一個家庭，因而能夠從全族中慎擇人才以保障門第。

南渡士族雖重人才，但是經過三代、四代之後，士族腐朽程度普遍增加，人才越來越感匱乏。南渡士族往往是在若干家士族的極小範圍內通婚，儘管為了擴大通婚面而不拘行輩，“不諱庶孽”，也不可免於出現生理學上人才退化的趨勢。東晉末年的政局中，各家士族都不再見到如前出現過的人才，這顯示門閥政治的全盛時期已經過去。

門閥政治，以特殊際遇下出現的“王與馬共天下”為開端，下啟庾、桓、謝氏迭相執政局面。各家執政情況雖然不盡相同，但基本格局仍然是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這是秦漢以來**皇權結構的一大變局。當軸士族控制皇權，cāo縱政柄，在一定時期內其統治居然比較穩定，朝廷政變極少出現。但是從秦漢以來傳統的政治體制說來，國家權力結構的這種變化，畢竟是不正常的，不能長久維持。某些要求有所作為的皇帝，作過伸張皇權的努力，例如用近臣、用外戚、用宗室，以圖抑制士族權臣。元帝曾用劉隗、刁協以制王導。明帝之初，起用庾亮以分王導之權，後來又用虞胤、司馬宗等以制庾亮。但是當權士族對此的反抗是非常強烈的。明帝所援引的外戚庾亮，本身就是門閥士族，他借外戚地位進一步擴大了庾氏門戶勢力，而沒有真正伸張皇權。後來，以宗室近王而被援引入主中樞的司馬昱，靠周旋於士族名士之間以自固結，成為玄學名士的保護人，所以能夠得到士族的支援而長期居位。司馬昱居中樞，與其說是伸張司馬氏的皇權，不如說是為了協調士族利益。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