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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但經濟上的緊張和總體較差的身體健康狀況，並沒有影響這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我們的調查表明，在心理健康水平、自尊、學校或單位的人際關係等方面，貧困家庭青少年與普通家庭青少年沒有顯著差別。

家庭經濟的困難，還直接反映在家庭青少年教育經費支出水平低於普通家庭上。值得注意的是，能獲得政府教育補貼的青少年只有8％，這說明對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措施在全國發展得很不平衡。

貧困家庭青少年的社會參與情況令人擔憂。從政治參與、社群朋輩交往、社會活動參與以及課餘時間的安排上，都顯示出他們與社會主流的一種“隔離”狀況。比如，貧困家庭青少年中，有76％的人參與過各種集體活動，而在普通家庭中，這一比例為*％。

貧困家庭感受最多的社會關懷與支援來自親屬、鄰里和社群組織。其中，社群支援主要來自居委會，有63％的受訪貧困家庭都表示接受過居委會的幫助。

針對當前城市貧困家庭青少年的情況，我們建議：

首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應強調“分類施保”，尤其對貧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應該建立獨立的現金補貼制度，這樣可以緩解家庭經濟壓力可能給兒童青少年帶來的傷害。另一方面，也要積極發展關注貧困家庭長期經濟改善的救助政策。

其次，可以根據我國國情，一方面適當發展家庭政策，另一方面發展多元化教育和職業訓練方案，提升貧困家庭家長和青少年的人力資本。

能是社會政策時期即將到來的先聲。

弱勢群體要面對的內心衝突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角色衝突。當一個人原有角色與時下扮演的角色在行為規範的要求上不一致時，會出現角色衝突。當農民工初次進城，下崗工人由工廠主人變為國家勞動保障救濟者。他們尚未從原有生活方式和權利義務的慣性中解脫出來，又要在很短的時間裡適應新的角色要求，需要一定的心理調適過程。這時特別要依賴本人健康的心理防禦機制進行協調，但新舊角色差異造成的角色距離，容易引發諸如緊張、焦慮、茫然的心態，並引*緒*。在*中男性總是扮演著侵犯者的角色，而溫良、賢淑、嫵媚則成為女性的象徵。傳統女性角色就是賢妻良母，其行為特徵就是順從，女孩從小就得養成順從的習慣。現在，雖然強調男女地位的平等和女性自身的獨立，但是在深層文化上人們仍然鼓勵女性對傳統角色的追求。因此，女性無論是在社會中還是在家庭中，都處於從屬地位，相對男性而言，她們屬於社會和家庭中的弱勢群體，因而容易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男性則容易扮演施暴者的角色。這是傳統的夫權思想及男女社會地位不平等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之一。

其次是道德衝突。弱勢群體的道德衝突的產生與缺乏歸屬感和不平等有關。隨著農民離開土地，工人被迫下崗，從前舊的社會道德開始慢慢失去原有的凝聚力，在殘酷的競爭面前人們更關心的是自身的生存狀態和生活質量，社會個人化趨勢明顯，在遵循道德規範時，更多的是需要出於個人需要而非社會利益。然而，另一方面很多人依然遵循著原有的道德要求，兩者之間的衝突便不可避免。有一則新聞說，一位下崗工人在街頭擺攤免費指路，竟然無人相信，這種情形十分典型。

最後是手段衝突。弱勢者在滿足自身低水平的資源要求時，會因所使用手段的越軌而侵犯社會的總體利益。只要注意觀察我們就會發現，社會要求勤勞致富，有人卻製假販假；北京要防沙塵暴，有人卻在草原上挖甘草、拉髮菜。這些都是弱勢者脫貧手段與法律的衝突。

如果一個家庭處於弱勢境遇，就容易在巨大的壓力下產生生存恐懼，處於一種無助的迷茫狀態。弱勢群體常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