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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魁禍首，這些史料都把責任推給皇太子本人或者他的政治班子，特別是這麼一個康熙聲稱的“必至敗壞我國家、戕賊我萬民而後已”的接班人，居然在皇太子的位置上停留了四十多年這一現象的本身到底說明了什麼，這些史書也並沒有做出合理、合情、合乎事實的解讀。所以，我們就有必要對皇太子胤礽的第一次被廢的主因進行詳查，對加諸在他身上的罪名進行考證，給讀者一個清晰的本屬於胤礽的歷史真面目。

先來說胤礽的“不孝”，因為清朝歷來標榜他們是“以孝治天下”的，所以，“不孝”的不但在尋常百姓看來是頭等大罪，就是皇族朝廷也是視做萬惡淵藪的。作為胤礽不孝的第一條罪狀是清康熙二十九年，康熙皇帝在烏蘭布通戰役前夕突發高熱，胤礽、胤祉前來探視，期間父子發生矛盾，康熙指責胤礽“略無憂戚之色”，因此，康熙指斥太子是“絕無忠愛君父之意”。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簡單，康熙三十二年夏，康熙患上瘧疾，這種病症在當時的中國是比高熱還要嚴重的，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胤礽關注備至，還因為沒有得到全方位的試用奎寧的報告而遷怒於索額圖等人，從史料上流露出來的胤礽的焦慮神情很難讓人感覺到此人3年前竟然“絕無忠愛君父之意”，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很難想象一個3年前“絕無忠愛君父之意”的兒子3年後忽然為乃父的服藥大驚小怪起來。清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康熙給太子胤礽的信中稱讚他是一個“純孝之人”，這與康熙二十九年，皇帝留給太子的評語簡直是霄壤之別。那麼，清康熙二十九年時，皇帝為什麼會對胤礽發出那樣的評價呢？法國的傳教士白晉在清康熙三十六年寫給法王路易十四的信函中專門提及此事，內中披露了一些有關康熙二十九年指責胤礽“絕無忠愛君父之意”的部分內幕。白晉說：“皇帝……由於生了重病……就通知皇儲經驛站趕來，皇儲的一些侍從希望自己的主子早一點登上皇帝的寶座，因此，對皇帝病危不夠悲痛，甚至流露出一些喜色。”白晉著，《康熙帝傳》，載《清史資料》第一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34頁。從白晉的記述中，我們可以瞭解到，所謂的皇太子“略無憂戚之色”實際上是他的屬下表現的得意過早。當然，這些屬下的如此表情可能和胤礽本人平常流露出來的一些行為或者談吐有關。至少說明胤礽在約束下屬方面做得遠遠不夠。可要因此論定胤礽“絕無忠愛君父之意”顯然屬於刻意上綱，這應該和康熙當時處在病痛中的焦躁心情有關。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康熙的原話是“略無憂戚之色”，一個“略”字也說明了皇太子的表情不是絕沒有“憂戚之色”，清康熙二十九年，胤礽還是一個16歲的青少年，清初（包括後金汗國時期），16歲完全可以上馬征戰，但是，入關以後和平環境的年深日久，16歲的年紀正是涉世不深的階段，胤礽所以沒有表現得那麼悲傷哀痛，可能與他的年紀有關，也與他生長的環境有關。【偶也這麼認為，才16歲，你怎麼讓人表現忠君愛父啊？】

康熙經常拿他自己的經歷與皇子們進行對比，這是不現實的。康熙自幼沒有在父母身邊成長，所謂“父母膝下無一日承歡”，所以，他很小就能養成注意觀察事物、洞悉他人感覺的習慣。而胤礽則完全不同，他不到兩歲就被確立為皇太子，康熙說過“朕所仰賴者唯天，所倚信者皇太子。”胤礽在宮內外受到的嬌寵可想而知，康熙年間宮內的減膳活動唯一沒有波及的就是皇太后和皇太子二人。試想，在這樣一個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胤礽，他的頭腦中到底能有多少關心他人的概念？康熙不從自身上找原因，只是一味地責怪兒子“絕無忠愛君父之意”顯然是乖謬的。而把這些作為罪名、罪狀強加到胤礽一個人的頭上更是諱疾忌醫。

再說胤礽的“不仁”，所謂胤礽的“不仁”例子很多，集中一些就是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