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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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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村就是一個地區的縮影,而一個地區也是整個中國農村的縮影。年輕一點的讀者或出身城市的讀者,可以透過閱讀這部小說來了解這一時期的中國農村社會。生我養我的巖豐村同屬紅色革命老區,與小說中的雙水村並無二致,只是,較之雙水村,巖豐村的糟糕狀況有過之而無不及。

“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經濟處在崩潰的邊緣,多數農民吃不飽穿不暖,很大一部分農民處於赤貧狀態。雙水村的孫玉厚一家,就屬於這種情況。對於這一點,我個人有深刻體會。我們一家人儘管起早摸黑賺取工分,但還是吃不飽飯,有時竟到了以麥子皮(餵牛的食物)或野菜充飢的境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民生活有所改觀,但直到80年代初,由安徽省委書記萬里首倡的生產責任制在很多地區仍未實行。我所在的湖南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改革也來得遲緩。我高中畢業的那學年(1982—1983年),我們班有的同學(包括我)仍吃不飽飯;至於菜,一年到頭都是吃三分錢一份的南瓜湯。小說寫到,1975年孫少平上高中時,吃的是最差的丙菜,這一幕與我的遭遇何其相似呵!

小說還寫到,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最大功績是使八億農民吃飽了飯,但是,僅僅吃飽了飯遠遠不夠,農民還需要錢,如買肥料、繳農業稅、供孩子上學等都需要錢。好不容易填飽了肚皮的農民兄弟們又遇到了新難題。

小說中的人物一個個都那麼真實,如同我小時候所熟悉的親人或父老鄉親。

孫家老大孫少安13歲小學畢業,回家幫父親做農活,能幹、堅毅的他逐漸代替父親成了全家人的依靠,18歲便當了生產隊長。他婉拒了自幼青梅竹馬而後在城市當老師的姑娘的追求,很實在地娶了個農村女孩子。改革開放後,當事業遭受挫折時,他沒有氣餒,逐漸成了整個公社聞名的富戶。正當全家人春風得意之時,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卻患下絕症……我的二哥隱隱然有少安的影子,12歲就回家務農,沒有二哥,我就沒有希望上大學。少安的不幸是妻子患上癌症,而我二哥的不幸是自己患上癌症。透過做手術,剛38歲的二哥保住了一條性命,但身體永遠殘疾。讓二哥感到高興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也上了大學。現在上大學的費用是農村人感到頭痛的一難題,我聽說一些考上大學的孩子因為交不起學費,不得不放棄上學的機會。我侄兒每年近萬元費用都由我全部承擔,不用二哥操心了,算是對他的一點報答。

小說中另一角色——少安的叔叔、大隊支委孫玉亭給我印象極深。這位農村“革命家”在農村社隊集體中,雖然生活艱難,但革命熱情飽滿。後來,雖經歷了農村改革的洗禮,卻仍舊沉湎在過去的集體生活中,有時甚至夢想復辟,再搞集體。他常年衣衫破舊,尤其是那雙破鞋,成了他孫玉亭的代號。這個人令我想起我們大隊(那時的村叫大隊,鄉叫公社,有時簡稱社隊)的那位支委“老胡子”。我不知道“老胡子”到底叫什麼名字,只知道大人背後都這樣稱呼他——注意,我這裡說的是“背後”,當著他的面,社員兄弟們是不敢這樣稱呼一位大隊支委的。與孫玉亭一樣,“老胡子”也是常年穿得破破爛爛,平時氣喘吁吁,像個癆病鬼,但一旦有集體活動,他就特別來勁,例如開批判會,他總是挺在臺上帶頭揮拳高喊口號,拿木棍或皮鞭抽打地主們。還有一件事也是他的專利:每當大隊放電影,都是由他帶著幾個地主去挑電影機。我們這些孩子們就跟著電影機跑,同一部電影連看五六遍。

田福堂是雙水村的最高黨政長官——大隊支部書記。這位支書給讀者的印象並不是太壞。改革之前,他當然是春風得意;實行生產責任制後,田福堂也有一種深深的失落感,但最後還是適應了新的政策和環境。與我們巖豐大隊的領導相比,田福堂無疑算是好人了。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我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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