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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導演或者編劇。他們能創作出更好的作品來。”聖丹斯因為既沒有生產出一部成功的藝術影片，又未能在商業上大獲成功，慚愧之餘準備背叛它創辦之初所要服務的物件——獨立電影。

當然，丹尼爾是在胡說八道。那時一度也被邀請培訓工作室學員的導演烏魯·格羅斯巴德（Ulu　Grosbard，《真情懺悔》［True　Confessions］）說，如果說普通劇作家比中等水平的電影劇作家要好這是真的——當然連這個目前也尚有爭議——“那麼造就優秀戲劇作家的因素會使他們成為糟糕的電影劇作家。章法不同，語言也不同。”他明確指出了聖丹斯一個致命缺點：“試圖離開商業電影的路線尋找好的文學作品，但是我寧肯看到一部真正製作精良的好的型別片，也不願忍受被搞得平庸不堪的《戰爭與和平》。”

雷德福僱來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一位後勤人員蘇珊娜·威爾（Suzanne　Weil）接管湯姆·威爾希特。雷德福原本指望威爾更順從，但他再次顯示出任用錯誤人選的“才華”。她跟威爾希特正好相反，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無為而治的管理者，但她比較注重跟雷德福以及一群“過渡型”的導演（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拍出過一部引人關注的影片），如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瑪莎·克拉克（Martha　Clarke）、特懷拉·薩普（Twyla　Tharp）、彼得·韋勒（Peter　Weller，也是《機器戰警》的主演）保持良好關係。

薩福德是一個天才的排程專家，但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他最大的貢獻也許是極力發展吉爾莫接替他。吉爾莫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Cinematèque。儘管有學術背景，也算不上內行。“我對美國獨立電影完全不熟悉。”他回憶道，“尤其是聖丹斯搞的那些五味雜陳的電影。”吉爾莫不想在不景氣的時期過來。1990年的電影節賺了萬美元，成本投入為萬美元，淨賺只有萬美元。他到後幾個月，聖丹斯就爆發了財政風暴，陷入全面赤字狀態。排程負責人們被召去開會，要求他們手下只留一個人，其餘的全部解僱。員工規模驟然縮減，從35人降到12或者13人。預算則壓縮了將近50％，從270萬美元減到將近155萬美元。

那年底，雷德福在聖·多明哥拍完《哈瓦納》（Havana）回來時，發現聖丹斯的財政赤字已經高入雲霄。“我也沒辦法。”他說，後來就解僱了威爾。威爾聲稱，她不受歡迎，是因為她想做一些改革。“我有機會把局面搞得一團糟，”她坦誠地說，“但卻沒有機會把它重新搞得井然有序。”

憤怒的藝術家　1989（16）

聖丹斯又一次開始漂泊不定。參與初創並且也許認識雷德福比其他任何人時間都要長的波拉克說：“雷德福的那種狀態算不上一種消極進取——要比這個更健康些——而是一種既想自己主導又想放開讓別人經營的矛盾狀態。”1991年，隨著聖丹斯十週年紀念日漸漸來臨，雷德福的這個寶貝孩子能否存活下去還是問題。贊助商面臨巨大的兌付現金的壓力，怕聖丹斯發不出薪水。這位明星痛苦地抱怨說：“不管你怎麼想辦法，總有人怒氣衝衝的。現在該到我反省電影節能否為繼的時候了。如果不能，那就不該辦下去。”他停頓了一下又說，“想想我一生中10年時間就這樣浪費掉了，我挺恨自己。如果說聖丹斯存在領導問題，我的責任就是尋找管理它的人。我沒有盡責。就是這麼簡單。而且有那麼一個人現在已經走進我們的視野，我認為憑他的理念應該能夠籌到大筆資金，他就是加里·比爾。”

比爾一掃這個老門衛遺留下的一切，但是這種人員消耗又進一步挫傷了士氣。競賽排程員阿爾貝託·加西亞多次說：“如果我的生命中有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