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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特別會議(1)

1926年下半年，聯共內部矛盾繼續擴大。&ldo;三&iddot;二○&rdo;事件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主張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於8月31日給聯共中央書記處寫信說：&ldo;國民黨內部發生的變化在廣州&l;三&iddot;二○&r;事件中就有反映，但在我們的報紙上沒有作出任何報導。我們的讀者不得而知，我認為這是有害的……我並不認為可以由我個人來為我的行為方針承擔責任。&rdo;

除了拉狄克，史達林對加拉罕也不滿。他於9月23日給莫洛托夫寫信說：&ldo;不要讓加拉罕隨便處理中國的事情。他真的會把整個事情搞糟。他已經不合時宜，因為他曾經是、現在仍然是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的全權代表，完全不適合充當如今中國和國際新形勢下的領導人……他這個人太輕佻，眼界狹窄（指革命的眼界）。

而膽量和蠻橫、自信和自負則綽綽有餘。這是特別危險的，加拉罕任何時候都不會理解，漢口將很快成為中國的莫斯科。&rdo;

10月23日，上海工人舉行了第一次武裝起義。

北伐軍攻下武昌後，浙江省長夏超倒戈孫傳芳。北伐的不斷勝利，使陳獨秀情緒十分高漲，贊成發動工人暴動，在北伐軍到來之前，獲得上海政權。10月19日，陳獨秀和彭述之同意放棄總罷工，他們認為工人沒有鬥志，組織上沒有力量來發動這場鬥爭。果然，起義的人少，只有100人的武裝，一度佔領浦東，不久即失敗。

失敗後，10月28日，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執委會委員舉行聯席會議。陳獨秀說：&ldo;應當弄清的重要問題是我們想達到什麼目的：我們是希望舉行人民的起義還是純小規模軍事發動……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準備的是起義還是軍事發動。&rdo; 羅亦農說：&ldo;只能說是利用軍隊挺進的形勢，我們就是做這種準備。&rdo;彭述之說：&ldo;上海組織的積極分子還希望舉行人民起義，應當打消這種念頭。&rdo;陳獨秀說：&ldo;政治發動只能促進政變，而不能起主要作用，人民大眾還沒有力量和覺悟起來發動政變……我們也不能宣佈實行總罷工。&rdo;維經斯基說：&ldo;問題在於我們本身很少注意上海人民大眾參加這次發動。&rdo;

這期間，維經斯基和遠東局的拉菲斯、福京等人的矛盾公開化。早在8月，拉菲斯和福京就對維經斯基說，在政治局勢複雜化和黨及其中央壯大後，他決不能繼續領導黨的工作，遠東局應由別人來領導。拉菲斯認為，維經斯基的錯誤，沒有正確對待北伐，對中共中央最初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積極立場重視不夠；缺乏對革命這一階段的深思熟慮的策略方針。維經斯基則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信，指責馬克斯優柔寡斷，不適合獨立地進行指導工作。

12月13日，陳獨秀在漢口主持了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他說，蔣介石軍事政權由於害怕民眾運動而逐漸右傾，但民眾運動逐漸左傾。因此，我們要把反對這種傾向作為黨面臨的中心任務。黨的&ldo;左稚病&rdo;有6個方面，即&ldo;看不起國民黨&rdo;，&ldo;包辦國民黨&rdo;……

李維漢提出，根據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展趨勢，應當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陳獨秀反駁說，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條件不成熟，並指責湖南工農運動已經&ldo;過火&rdo;。上月初，陳獨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武裝農民，沒收大地主的土地歸給農民。不久，共產國際給中央拍來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