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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獨秀隱蔽在家，無事就翻看當天的報紙，找些寫文的話引子。

雙十節時，《申報》刊出汪精衛講話，說：&ldo;從共產黨與腐化分子的夾攻中，悉力奮鬥，為國民革命求一出路。

陳獨秀一氣寫了《汪精衛的出路在哪裡?》、《斯文掃地民眾爬上來》、《蔣介石的進步真快呀!》3篇雜談，考慮到安全和自己眼下的處境，陳獨秀取了一個筆名&ldo;撒翁&rdo;。

國際代表的報告

1927年9月17日下午，羅易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作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

羅易回莫斯科後，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成立的&ldo;羅易事件調查委員&rdo;8月30日建議：&ldo;羅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發給他、鮑羅廷的電報內容告訴汪精衛是犯了錯誤，因此政治書記處決定把羅易同志召回是正確的……

向中共中央通報以下內容：&l;羅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為他犯了什麼政治錯誤，相反，在關於土地革命和鎮壓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問題上，羅易同志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羅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為他犯了一個組織性的錯誤。

&r;&rdo;當天，羅易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拍電報：&ldo;向汪精衛講述莫斯科來電的部分內容，從我這方面來說是錯誤的。

但我仍然相信，這並未提供把我從中國召回的理由……

擔任負責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過更嚴重的錯誤……

但並沒有這樣嚴厲地對待他們。

給我指出錯誤並作出處分也就夠了。

考慮羅易的錯誤性質可能旁騖共產國際的責任，史達林沒有處理他。

9月9日，羅易給史達林寫信：&ldo;作為您建議我撰寫的關於中國的一本書的補充，我想發表另一本暫定名為《中國革命瀕臨死亡邊緣》的小冊子。

在羅易報告結束後，維經斯基當場提問：&ldo;既然不存在發生決裂的客觀原因，那麼為了避免武漢國民黨同政府的決裂，當時能採取某些措施嗎？&rdo;

維經斯基回莫斯科後，7月23日，福京、納索諾夫和曼達良給聯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寫信，反對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繼續安排維經斯基在東方書記處工作。

但根據史達林的共產國際無政策錯誤的觀點，沒有追究維經斯基。

皮亞特尼茨基9月13日給莫洛托夫寫信：&ldo;我們已經讓維經斯基同志返回聽候聯共中央呼叫。

我們請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工作，以便我們能夠利用他對東方問題的瞭解。

在羅易回答維經斯基問題後，賴特問他：&ldo;在中國共產黨所犯的錯誤中鮑羅廷起了什麼樣的作用？&rdo;

羅易回答：&ldo;關於鮑羅廷的作用。

我不想在這裡回答這個問題。

（座位上有人喊道：為什麼？）噢，很簡單，因為我不願意回答。

法因貝格問：&ldo;請設想一下第五次代表大會期間曾出現的那種形勢。

如果共產黨在當時提出一些更革命的口號，您是否認為形勢會是另一種樣子？&rdo;

羅易回答：&ldo;法因貝格的下一個問題，涉及到五大期間的形勢，也就是說，若是共產黨提出更激進的口號，形勢就會是另一種樣子。

當然，形勢會是另一種樣子。

但是不能得出，似乎失敗僅僅是共產黨的錯誤和策略所致。

失敗是無法控制的階級力量對比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