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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源於這樣的情緒，有些地方我想替傅斯年辯駁一下。如第十三章“日暮蒼山遠”一節中提到，“自此之後，一代代大小學閥在大陸與臺灣各高校、科研機構相繼而生，……與傅斯年創設的這種人事制度與政治格局是大有關係的。”這段話，我覺得嶽南引申過頭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門派。文人相輕自古有之，起一家之言，創業立派也是許多學者的夢想。將產生學閥的帽子扣在傅斯年頭上，有點不太適合罷？

此外，嶽南在書寫傅斯年到臺灣之後的事蹟時，相較於對陳寅恪同時期的描寫，筆墨簡略不少，這可能是由於資料取得不易之故。平心而論，嶽南已然提及許多傅斯年的重要事蹟，如請聘教授、在四六事件中保護學生等。然而，在講述到臺籍學生與教授的聘請事宜時，提及相關人士郭國基的口吻，其間所顯現的不屑，則讓我覺得他對國民黨領檯初年，臺灣本地人與國民黨外來官僚之間的衝突缺乏深刻的瞭解。對郭傅論爭的描述，相較於對陳寅恪遭批鬥致死的過程，顯然粗糙許多。

郭國基何許人也？他生於1900　年，屏東東港人。家族篤信基督教，後因經商致富。郭國基遂得以赴日就讀明治大學政治系。生長在日治時期的殖民地，受的是新式教育，郭國基與同時期許多青年一般，對日本的統治深感不滿。他前後參加了新民會、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等組織。“郭大炮”的稱號，即是此時期，林獻堂訝於郭國基的熱血敢言而替他取的綽號。1925　年，郭國基於日本加入國民黨東京支部，在此前他曾經前往中國晉見當時總統黎元洪，希望臺灣能迴歸中國。回臺灣後，因東港事件而遭日警下獄，雖全身而退，但因審判時程，也已羈押三年。戰後，於臺灣舉辦地方自治選舉時，以反日英雄形象高票當選省參議員。後因提倡要進一步落實地方自治，而成為國民政府藉二二八事件*的臺籍菁英中的一人。這樣的人，會不清楚是非黑白地“炮轟”傅斯年嗎？

所謂“炮轟傅斯年”一事，實際上並不能僅以“譁眾取寵的政客”對上“鞠躬盡瘁的學人”這樣簡單而平面的框架觀之。國府遷臺之後，百廢待舉，臺灣的基礎教育雖依舊完善，但高等教育卻停滯了很長一段時間，此點由傅斯年遷臺後為臺大所做的諸多努力中亦可窺見。全臺除了三專科外，只有四所大學。而包括郭國基在內的臺籍議員（多數受過高等教育）對升學管道的阻塞感到憂心不已，認為長此以往，國家競爭力將下降，極力要求政府增設公立大學，或者開放私立大學的設定，但兩者均被拒絕，大學入學名額與畢業生之間，依舊是僧多粥少的態勢。而這樣的情況，又因國民黨政府的特權式加分制度（包括邊疆生、僑生、退伍軍人、外交子女等），使得臺灣本地青年的就學空間加倍的受到擠壓。“郭大炮”與“傅大炮”論爭的背後，是“本地生受教權”與“品質管控”之爭，也是新統治者與舊有地方勢力之間權益衝突的展現。擁有偉大學人風骨與品格的傅斯年值得尊敬，愛鄉愛土、為本地學子請命的郭國基亦然。

除此之外，書中最後提及“傅園內外，那枝葉繁盛，高聳入雲的椰子樹，既象徵自由知識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