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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阻力，但這家出版社最後還是同意讓我自費出版。就在商議出版事宜時，張編輯打來電話：領導又不同意出了……

從張編輯欲言又止的話音裡，我知道：是有人打了招呼。

過了幾天，渭南移民局李萬明打來電話問我：“局裡某領導問我出版書的事，他們是怎麼知道的？”

從那時起，在檢察院呆了十多年之久的我恍然大悟：我與李萬明談出書之事的電話被某某局監控偷聽了！

這在庫區是很正常的事——我不止數次地從移民處得知，當地一些官員對他們的電話內容總是瞭如指掌。比如他們在電話上聯絡了要上訪、要研究什麼或辦什麼事，當地官員總是先他們一步張網以待。

某某局頗有成效的監聽讓庫區移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華陰移民董生鑫在他的“申辯書”中曾說：據不完全統計，自返庫來，被當地公、檢、法、國安和政府官員以非法拘留、訊問、搜查、勞教、打罵、罰款、跟蹤、判刑的移民至少在2萬人次以上——已年滿75歲，沒有文化、身材矮小、又聾又瘸的移民陳思中向有關部門反映庫區10萬畝土地被官員侵吞而招來“扇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羈押數月；移民們在一起商議如何要回被華陰及省裡截留的5900多萬元救災款，81歲的劉懷榮等人被扣上預謀奪回部隊土地的罪名勞教一年；張應龍等人因儲存一份已解密二十多年的檔案被當地國安局以“非法獲取國家機密”多次審訊；移民掃墓也被政府組織數百警力攔阻並大打出手……

用警察管理移民，用警察管理媒體，用警察和技偵手段管理新聞出版，這已是渭南“法制”的常態。

他們有一個惡棍賴皮們慣用的“絕招”：記者到庫區採寫了官員侵佔移民利益，截留移民資金等問題後，渭南的官員總是惡人先告狀，利用他們多年來為應對、忽悠媒體建立起的關係網，或到中央有關部門謊稱“記者採訪不實”、“文章發表了會影響庫區穩定和經濟建設”，或用重金到有關媒體“滅火”，同時，私下裡出動警察和專案組對記者、對庫區移民大打出手——1996年，渭南和華陰出動數百名警察和幹部在方圓數百公里的庫區大肆非法搜查和收繳《工人日報》及《中國婦女報》，抓捕讀報群眾，非法拘押與媒體有聯絡的市移民局幹部李萬明20多天；2005年，渭南市委宣傳部沒收《民主與法制》雜誌社王記者的記者證；2007年，華陰市公安局扣押的某報陳記者；2008年，渭南市政府領導強迫渭南日報修改新華社關於報道渭南滯留移民救災款三年不發的內容；2009　年8月，該市又發生了某政府官員下令追繳《渭南廣播電視報》和“治理”《渭南廣播電視報》記者權正民的事情；到渭南採訪的記者被當地官員派人跟蹤監視幾乎是他們共同的遭遇……

這種現狀使我不得不小心謹慎，知道渭南某某局偷聽了我的電話之後，聯絡出書之事我再不敢在自己的手機上講了，而是選擇公用電話或辦公室的其他電話。在秘密的聯絡中，2010年5月，火花雜誌社同意以專刊的形式出版《大遷徙》。

雜誌社同意為我出書之後，我又兩次去渭南，找有關人商議書的印數等事宜。開初，移民們打算找移民中的某大款出資將此書送給庫區數十萬移民，但大款說自己的工程急需投資而拒絕了出資，我只好向人借債印刷此書。

書印好後，為了吸取過去電話被人偷聽的教訓，李萬明和幾個移民代表換了手機和號碼，結果，沒有領教夠監控之苦的李萬明和某移民代表不以為然，仍用換過的電話號碼四處與人聯絡。結果也就可想而知——某某局和公安機關循著他們的電話內容如囊中取物地把還散發著油墨香味的《大遷徙》進行了“異地封存”。

五

一個月前渭南那位朋友報告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