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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一代史學大師、史語所專任研究員兼一組（後來的歷史學組）組主任陳寅恪也是傅斯年幫助的物件，只要陳對自己的出處做出決定，傅斯年即一肩扛下，“有所見命，當效力耳”。然而，當陳寅恪於1942年從香港脫難轉赴桂林之後，即擬領“專任研究員薪留桂”，暫不欲往史語所的常川駐地四川李莊一行，傅斯年便不以為然，主張陳寅恪如果要支領“專任研究員全薪，須以在李莊為前提”。傅斯年的理由也很充分，因為當時的研究所組織通則明白規定：“專任研究員須常川在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陳寅恪不能為例外。傅斯年向陳寅恪剴切言之，自己的辦事原則是：

凡事關人情者，當對同事盡其最大之幫助；然事關規例者，則未可通融。

面對傅斯年的要求，陳寅恪委婉以對，只說自己可能“遲早必須入蜀，唯恐在半年以後”。話雖如此，然而，他始終未曾踏入李莊一步。

堅持以“非得安眠飽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樂，不能作詩”為信念的陳寅恪，在戰爭困局下，“得過且過，在生活能勉強維持不至極苦之時，乃利用之，以為構思寫稿之機會”，終於奮力寫定《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這兩部鉅著，學術成就可觀。然而，學術是一回事，規矩是另一回事，對比於傅斯年的行止，陳寅恪大概難被視為公務人員的模範。

傅斯年領導下的史語所，成就業績空前未有。只是，那些學術成績的基礎，並不只侷限在學術範疇之中而已。身為學術社群的領導人，在“私”領域，傅斯年以身作則，無可挑剔；在“公”的範疇裡，傅斯年於“人情”與“規例”之間，謹守分界大防，也無可詬病。顯然，所長之所長，應該就是對“公”、“私”之交涉及其分界，拿捏得當，與同仁相處相得。在傅斯年波瀾壯闊的生命歷程裡，史語所所長任內的一切，總會有訴說不完的故事；他的所長風範，也必在研究院的院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頁。

第四章　“胖貓”與“小耗子”（1）

在20世紀中國學術界裡廣受推崇（當然，也頗受批判）的錢穆，著作等身，也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在錢穆的眾多著述裡，《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回顧記錄了不少現代的學人風采與學林往事，深富興味。可是，即如錢穆的得意弟子余英時的述說，這部書的文字“太潔淨、太含蓄了”，因此，“讀者如果不具備相當的背景知識，恐怕很難體會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說言外之事了”（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第13頁）。例如，錢穆對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所所長傅斯年（孟真）的一些回憶，就很有意思，頗有值得探索玩味的空間。錢穆的回憶裡，有這麼一段話：

凡北大歷史系畢業成績較優者，彼（按：傅斯年）必網羅以去，然監督甚嚴。有某生專治明史，極有成績，彼曾告餘，孟真不許其上窺元代，下涉清世。然真於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淵源，下探究竟，不能不於元清兩代有所窺涉，則須私下為之。故於孟真每致不滿。（《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第147頁）

所謂“凡北大歷史系畢業成績較優者”，傅斯年“必網羅以去”，確是歷史實情。正如史語所創所*之一，後來也接任所長的考古學大師李濟的指陳，傅斯年專門鑄造了“拔尖主義”一詞，意指網羅各大學歷史系的高材生，加入史語所的研究隊伍，“往往使各大學主持歷史系的先生們頭痛”（李濟：《值得青年們效法的傅孟真先生》，第69頁）。正如身受傅斯年教化栽培之恩的鄧廣銘的回憶，傅斯年自己與史語所同仁於1930年代初期都在北大史學系兼課，既是培英育才，“要把金針度與人”，也兼有直接為史語所考評選拔新血的用意。（見鄧廣銘：《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第8頁）

至於錢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