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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79年11月20日）。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976《天安門詩抄》（3）

在新中國文學史上，天安門詩歌運動一直被視為當代文學一個重要的分界點，被賦予了結束一個“舊時期”或開啟一個“新時期”的文學史意義。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天安門詩歌運動”開始進入文學史的敘述之中，如郭志剛等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22所院校聯合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洪子誠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等。在22所院校聯合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總結說：“在天安門廣場的抗議運動中，詩歌是革命的炸彈和旗幟，是人民用以跟‘四人幫’拼搏的主要武器。……在中國歷史上，人民群眾用詩歌作為武器直接參與*，參與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斗爭，這是絕無僅有的。在中國文學史上，詩歌的戰鬥作用，鼓舞作用，以致於團結群眾的作用發揮得這樣充分，這也是‘四五’運動中僅有的現象。”

在眾多的文學史敘述中，大都肯定或彰顯“天安門詩歌運動”的思想價值，而對其詩歌的藝術評價不高，主要原因就是認為天安門詩歌的政治性因素過強。張清華的《關於當代詩歌的歷史傳統與分期問題》（《泰安師專學報》，2002年第3期）一文具有代表性，他說：

在文學史中；關於當代詩歌變革發端的起點；過去通常是把1976年清明節爆發的“天安門詩歌運動”作為其標誌的。但現在看來；這一說法已經缺少說服力。因為“天安門詩歌運動”首先是一場反對“四人幫”的政治運動；是公眾對*災難的一次自覺的反省；而不是一次純粹的詩歌和文*動；其次；“天安門詩歌運動”所採取的詩歌形式主要是古體詩在我國的“復興”；人們之所以人人都採用舊形式；是因為這種方式易於傳播溝通；易於產生所謂“興、觀、群、怨”的作用；從總體上看；它和當代詩歌發展的方向尚有明顯的不一致處；第三；“天安門詩歌”中雖然有不少作品表達了對文化專制的痛恨和對*進步的強烈籲求；但也還帶有明顯的上個時代的思想痕跡；比如對周恩來的悼念也或多或少地帶有*個人崇拜的情感因素在內。從這幾個方面看；“天安門詩歌”並沒有真正開啟一個新的詩歌時代；它所包含的一些新的思想因素也未充分發育。鑑於這一些原因；考慮當代詩歌的變革起點；應做更深入的歷史探察。

發生在1976年的天安門詩歌運動並非是一場純粹的文*動，其中政治因素起到了巨大的推動力。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正是因社會政治的黑暗、強權的壓迫進而導致了人民的反抗，從而轉變了政治、思想的格局，文學作為社會的鏡子是無法置身事外的，考察天安門詩歌的價值離不開政治的因素，談及當代中國文學史也不能避開天安門詩歌運動的價值。陳思和認為，新時期文學作家有兩種構成：來自50與70年代末；新時期文學的來源，則是話劇《於無聲處》《重放的鮮花》與天安門廣場上的民間詩歌——《天安門詩抄》。（《陳思和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四十年揮指一彈間。天安門詩歌運動已成為歷史記憶之海的一滴浪花，只有一本《天安門詩抄》還常常地警醒著我們，無聲地講述著那一段不應忘卻的歷史。

延伸閱讀

童懷周：《天安門詩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編輯組：《革命詩抄》，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張桃洲：《歷史轉換的悖謬與契合——“四五”詩歌運動的詩學意義》，《現代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