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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們既不能說那些有關妲己的傳說是假的，也不能斷定歷史上實有其事。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商朝的亡國決不是因為妲己一個女人的緣故。

周軍取得牧野之戰的徹底勝利決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長期正確運用“伐謀”、“伐交”策略的結果。它起到了爭取人心，翦敵羽翼，麻痺對手，建立反商統一戰線的積極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確選擇決戰的時機，即乘商師主力遠征東夷未還，商王朝內部分崩離析之時，果斷地統率諸侯聯軍實施戰略奔襲，從而使敵人在戰略、戰術上均陷於劣勢和被動，未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適時展開戰前誓師，歷數商紂罪狀，宣佈作戰行動要領和戰場紀律，鼓舞士氣，瓦解敵人。第四，在牧野決戰的作戰指揮上，善於做到奇正並用，予敵以巧妙而猛烈的打擊，使之頃刻徹底崩潰。

商紂王之所以迅速敗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為殷商統治集團政治腐朽，橫行暴斂，嚴刑酷法，導致喪盡民心，眾叛親離。其次是對東方進行長期的掠奪戰爭，削弱了力量，且造成軍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統治者對周人的戰略意圖缺乏警惕，放鬆戒備，自食惡果；四是作戰指揮上消極被動，無所作為。加上軍中那些臨時倉促徵發的奴隸陣上起義，反戈一擊，其一敗塗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牧野之戰是我國古代車戰初期的著名戰例，它終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統治，確立了周王朝對中原地區的統治秩序，為西周奴隸制禮樂文明的全面興盛開闢了道路，對後世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其所體現的謀略和作戰藝術，也對古代軍事思想的發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

商紂王是中國古代暴君的典型，似乎已成定案。近年來，以暴君紂王為趣材的文學作品和電視劇紛出，影響更廣。史實乘真如此嗎？尚難下定論；歷來評價紂王，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

一是暴君說。此說始於戰國，流傳至今。《史記·殷本紀》謂紂王“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九侯女不薏淫，紂怒，殺之”；“脯鄂侯屍”，“剖比干，現其心”。自是之後，歷代史家官暴君必數夏桀、商紂。魏晉時代，紂為暴君說仍流傳，並出現許多離奇的情節。當時出籠而偽託西周太公望所作的兵書《六韜》和皇甫謐撰的《帝王世紀》，將暴君商紂王化為殺人成癖、嗜血成性、以炮烙之刑為樂的惡魔。至北魏酈道元為《水經》作注，又增加了新的說法。西晉永嘉之亂，《今文尚書》蕩然無存，至南朝梁武帝時，出現漢代孔安國所注《孔傳古文尚書》，又為暴君說增添所謂商周時代的文獻依據。然而，真正商周史料《今文尚書》之《商書》、《周書》諸篇中，均未見商紂王失道失國的罪狀，也無焚炙忠良、濫殺無辜、嗜血成性之類記載。

二是非暴君說。早在二千餘年前，孔門弟子子貢就曾指出，紂的罪行並不像史書所言那樣厲害，只是後人把罪行都推在紂的身上而致。清朝李慈銘也言，紂王的顯著罪行，如殺比干、囚箕子、寵妲己、偏信崇優、拘押文王等，比起後世的暴君來，還算不得罪惡深重。近人顧頡剛更撰《紂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指出現在傳說的紂惡，是層層累積發展而來的，時代愈後，紂罪愈多，也愈不可信。到1960年，郭沫若在《新建設》撰文《替殷紂王翻案》，以為紂王其實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他對古代中國的領土開拓有其貢獻，所謂“紂克東夷”，就是開拓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西周正是乘“紂克東夷”的機會東進滅商的。

對這一觀點，毛澤東表示贊同。1958年11月，毛澤東在討論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說到商品生產時，他順勢發揮：商朝為什麼叫商朝呢？是因為有了商品生產。這是郭沫若考證出來的。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