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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太宗的時候，錢俶又去開封朝見，被宋太宗扣留下來，被迫獻出了全部土地。當時，只剩下留從效割據泉、漳等州。留從效死後，部將陳洪進奪取兵權，他派人向宋朝進貢，並獻出了泉、漳等州土地，江南最後一個割據勢力也被消滅了。趙匡胤從公元963年起，只用了十來年的時間，就消滅了南方各地的割據勢力。

乾德二年，他設立封樁庫，把平荊南、湖南、西蜀得到的財富都存在此庫中，然後將每年的盈餘也放進去，準備存到四五百萬來向遼贖買後晉石敬瑭割讓的燕雲十六州。如果契丹不肯，就“以二十匹絹購一胡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他在位期間始終與遼沒有發生大的衝突。對割據夏州（今內蒙古烏審旗南白城子）的党項拓跋氏，持優容態度。

宋太祖的一系列措施，基本上結束了唐安史之亂以來持續了200

年的藩鎮割據局面，鞏固了趙宋王朝的統治，具有進步的意義。但是，他用“分化事權”的辦法防止大臣專擅，結果形成了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他用“兵無常帥、將從中馭”的辦法防止軍隊叛軍，結果消弱了軍隊的戰鬥力；他把主要精力集中於防制“內患”上，必然採取“守內虛外”的方針。宋太祖“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必然給後世造成一系列弊政。

整頓吏治

宋太祖南北用兵、統一全國的同時，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鞏固和加強了中央集權，進而創立了一整套為其後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即由中央派遣文臣任知州、知府，一般三年一任。各州（府）還設定通判，監督、牽制州（府）長官。乾德三年，他下令各州的賦稅收入除留一小部分作必要開支外，其餘全部上繳中央政府，調運到開封或指定地點。

在調整和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的同時，宋太祖對君臣關係也進行了調整。在他看來，地方權力集中到朝廷，還沒有完全解決中唐五代以來“君弱臣強”的問題，因而應該進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權力，使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權力最後完全集中到自己手中，“總攬威柄”，“獨制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會的“百官之領袖”，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宋太祖即位後，宰相奏事仍沿舊制。有一天早朝，他突然對宰相王溥、範質說：“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們的奏疏送上前來。”在範、王二相離座遞疏時，宮廷侍衛乘機將他們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後，宰相在皇帝面前畢恭畢敬地站著奏事成為定製，宰相的地位大大下降了。另外，他還經常設宰相不止一人，在宰相之下還設參知政事若干人，另外又設定樞密使，以分享宰相的軍政大權；設定三司使，以分享宰相的財政大權。

與削弱相權同步進行的，則是在百官中推薦“官、職分離，互相牽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級，只有據此受俸祿的作用；“職”是殿閣、館閣學士一類的榮譽稱號，亦沒有實際權利；只有由皇帝或書省“差遣”的臨時職務才是實職，即執行實際權力的職務。這種職、權分離，名、實混淆的任官體制，使任何官員都無法集中權力、榮譽、威望於一身，權大者並不一定職高，望重者並不一定位顯。這樣也就很難形成對皇權的威脅了。

皇帝臨時“差遣”的實職，也是依照“分權而相互牽制”的原則進行安排的。如宋代有固定的尚書省兵部，但兵部尚書只是虛職，並無實際兵權，只是被差遣為樞密使才有相當於兵部尚書的實權。不過樞密使也只是有奉旨調兵之權而無領兵之權，領兵之權歸“三衙”長官。同理，“三衙”的高階將領雖然名為禁軍的最高統帥，卻也只有領兵之權而無發兵之權。

宋朝建立前的半個世紀裡，中原如走馬燈似地換了五個朝代。天下大亂，誰有了刀槍，誰便可稱霸一方，甚至當皇帝。無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