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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頭一看，地下灑滿了油、白麵。這不是吃是糟蹋。這是家敗人亡的景象。

我遇到了表弟苗可成，他是我姨母的兒子，在1947年11月24日隨我一塊從瀋陽飛到長春的，我保他為新七軍諜報隊的隊副，後來是組長。這個時候他問我怎麼辦，我告訴他隨尉官去吉林。於是他就找來了七八個諜報隊的組長和組員。

10月21日的早上，李潤棠說：&ldo;咱們都去吉林，你跟我坐一個車去吧。&rdo;

我說：&ldo;不能坐車，以免暴露身份。&rdo;

上午10點，新七軍的尉官在警備司令部院子集合。焦副官給我一件美國呢子大衣，領子很高，這件衣服對我非常合適。李潤棠告別時對我說：&ldo;一切保重，要小心謹慎，我認為關夢齡是個有辦法的人，不會束手無策，吉人天相。再見。&rdo;我感到李潤棠這個湖南人對我很義氣，我把手上一塊西馬牌手錶擼下來送給了趙小姐。

院子裡擠滿了人，亂吵亂嚷，不像是隊伍，彷彿廟會一樣。有人喊站隊，喊了半天才站了幾行隊伍，苗可成、陳震寰、李繼先，七八個人與我站在一起。他們抬了一箱餅乾。從警備司令部院出來，奔空軍司令部，七馬路督察處……路兩旁站了不少老百姓，我把大衣領高高的立起，把帽簷扣在眼睛上，整個臉外人看不清楚。所謂敗兵之將不如喪家之犬，一點也不錯呀。經過督察處時我望了一眼，門口什麼也沒有，往日的威嚴，剎那化為雲煙，一切都完了。

下級軍官和士兵並不在乎這些。在路邊休息時，我看到一個士兵賣腳踏車，他要100萬元，老百姓給60萬元（東北流通券），這個士兵說：&ldo;你再加5萬元就賣給你，這個腳踏車是新的，65萬元你佔了便宜。其實我們的機關槍、大炮都給你們了，還在乎這輛車？拿去，加五萬也可以，不加也沒關係，都是中國人。&rdo;只有團長以上的官，才現出特別難過的表情。有的兩眼微紅，似乎掉了淚，我心想：事已至此，難過也是無益。

每次坐下休息，苗可成他們便坐在我的周圍恐怕別人看見我。路上，全是新七軍的官兵，有坐汽車的，有騎腳踏車的，有徒步的。秩序紊亂，不成樣子。我正往前一步一步地走著，忽然一輛吉普車停在我身旁，我一看是軍部陳處長和幾個人。他叫我坐車，我堅持不肯，他們又上路了。這樣一來，隊伍裡有人知道我了。我心中非常不安。

火車到吉林車站已經是夜裡9點半鐘。下車之後，由解放軍武裝戰士押著往解放團走。沿馬路都站著崗哨，隊伍已沒有隊形，零零落落。路上遇著一個賣醬肉的，一群官兵圍上去，把醬肉搶光了。賣肉的小販喊起來：&ldo;你們是幹什麼的？不是隊伍簡直是土匪！在長春你們搶人，到吉林還搶人。&rdo;解放軍戰士也沒法子，只好對那個小販說：&ldo;你走吧，找不到人了。&rdo;

走了兩個多鐘頭，到了一個有鐵絲網的大院子，說是叫北大營。進院之後，按人數編隊，坐在院裡等著開飯。到過夜兩點飯才煮好，苞米乾飯、白菜土豆湯。一點也不好吃。吃飯時，我看見了李濟才（警備司令部參二科科長，後調充五十六師中校副官主任）、方學儒（東北剿總二處第三組組長）。李濟才的那個日本下女現在成了他的老婆，她懷裡抱著一個嬰兒。他們怕我與他們說話，躲著我，其實我也怕他們招呼我。心想，我是個危險人物呀，都怕我牽連了他們。

吃完飯，又集合。走了許久，天亮時走到了船營中心小學校。解放軍戰士把著大門。在院裡又編隊，又分班，又舉班長。我們這八九個人，我指定陳震寰為班長，他比較能辦事。我們這一隊共100人，10個班，被安置在一個大教室裡。教室地下鋪著穀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