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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葛亮的師長輩中，對他幫助最大的要屬龐德公和司馬徽了。

龐德公是襄陽地區在野士人的領袖，是德高望重的名士。他多次拒絕劉表讓他出來當官的邀請，認為在亂世當中確保自身與子孫安全的方法不是出仕，而是退隱。這種思想對諸葛亮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諸葛亮和他在一起，思想日益成熟，學問日益精進，久而久之，便從龐德公那裡獲得了&ot;臥龍&ot;的雅號。

司馬徽也並非像劉表所說是個&ot;小書生&ot;，而是一個大學者。龐德公對司馬徽的認識與劉表絕然不同，他送司馬徽一個雅號&ot;水鏡先生&ot;，誇他學問淵博，有知人之鑑。事實上確是如此。

據說龐統第一次去潁川見司馬徽時，正遇上他身背籮筐，準備去採桑。龐統想試試司馬徽的學問，便從車中探出頭來，問道：&ot;來者可是司馬先生?&ot;&ot;正是。&ot;司馬徽答道。龐統說：&ot;我有一個問題想向先生請教。我聽說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怎能夠屈洪流之量，卻幹些織婦之事?&ot;司馬徽見問，知道對方也不是凡庸之輩，便說：&ot;你先從車上下來。&ot;待龐統下車之後，司馬徽便開始給他上課：&ot;你只知道小路近捷，卻不想會有迷路的危險。想當初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嘆，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ot;

司馬徽這番話，不但闡明瞭自己關於富貴的觀點，而且句句都有歷史典故。他說的伯成，是堯舜時的伯成子高，後來禹坐天下，他便辭官回家種田。他說的原憲，是春秋時宋人，孔子的弟子。此人生活十分貧困，但始終學而不輟。他說的許、父、夷、齊，即許由、巢父、伯夷、叔齊，都是古代不求富貴的隱士。他說的&ot;竊秦之爵&ot;，指的是呂不韋。此人曾利用手中的財富，幫助秦太子子楚回國登位，被封官賜爵。他說的&ot;千駟之富&ot;，指的是春秋時的齊景公，據說他有馬千匹，但無使民稱頌的德政。龐統聽了司馬徽這番話，對他的學問和見識都佩服得五體投地，說道：&ot;我生在邊野之地，少見大義之人。如果今天不來叩洪鐘、擂響鼓，便不能領教其聲音的洪亮。&ot;說完，便步行隨司馬徽來到郊外採桑，二人一個在樹上採，一個在樹下裝，邊採邊談，一直聊到深夜。

第15節：第二章十年砥礪(9)

司馬徽不但有學問，而且還是荊州地區古文經學的領袖人物。司馬徽到荊州以後，和劉表的五業從事宋忠一起授經講學。宋忠是當時與古文經學大師鄭玄齊名的學者，他與鄭玄雖同是古文經學的宗師，但兩人的治學方法和特點又有所差異。宋忠和司馬徽教出的學生李仁、尹默、王肅等都&ot;依準賈、馬，異於鄭玄&ot;。這就反映了宋忠、司馬徽的學問與鄭玄確有區別，這種區別大致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宋忠、司馬徽的學問約簡，而鄭玄的學問深蕪。總的說來，東漢時的古文經學要比今文經學約簡得多，正因為如此，鄭玄的古文經學在東漢末期佔了上風。但鄭玄學通今、古各經，他的古文經學中吸取了一些今文經的內容及觀點。而宋忠等所撰寫的《五經章句》，在當時被稱為&ot;後定&ot;之學，鮮受今文經學影響，因而與鄭玄是不同的。在南北朝時，宋忠、司馬徽的學生王肅所注的《周易》在南方流行，鄭玄注的《周易》在北方流行，而《隋書&iddot;儒林傳》所說&ot;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ot;，正概括出宋忠、司馬徽所代表的荊州學派與鄭玄的古文經學各自的特點和優劣。第二，宋忠、司馬徽的學問主張學以致用，與現實結合得比較緊密。前面我們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