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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計劃僅僅實現到這一步，下一步就停止了。這是因為創造社在決定與魯迅聯合及擬定計劃時，並沒有經過周密的研究，年輕人真有點冒冒失失。在鄭伯奇等準備實行這個計劃的時候，成仿吾已到日本去了，彼此在事先也沒有商量。成仿吾在日本與創造社的另一部分成員李初梨、彭康、馮乃超、朱鏡我等，又擬定了一個計劃，他們準備加強創造社的革命色彩，把創造社作為鮮明的思想鬥爭的基地，出版政論性很強的月刊《文化批判》，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鄭伯奇這時寫信告訴成仿吾，他們已和魯迅商量恢復《創造週報》的計劃，而成仿吾認為，要建立新的普羅文藝，老作家都不行了，魯迅當然也是屬於“不行”之列。

竊火者（4）

成仿吾和在日本的一些創造社成員，正當年輕氣盛，革命熱情很高，但也“左”得厲害，對中國社會的瞭解還很幼稚。他們要建立新的普羅文學，這在中國是需要的。在當時大資產階級十分猖獗、白色恐怖籠罩祖國大地的時候，他們敢於第一個提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揭起無產階級文學的旗幟，確實是勇敢無畏的，是有卓越的歷史功績的。然而他們正像一切新生的事物一樣：雖然帶有革命熱情、敢於鬥爭等許多寶貴的品質，然而也帶著一些很難避免的冒冒失失的弱點。他們顯然帶著“左”的幼稚病。他們覺得神聖的新鮮的普羅文學，是應當純粹又純粹的，普羅文學隊伍也應當是純粹又純粹的，而在中國，則只有他們這些新崛起的青年革命作家才是純粹的，魯迅這樣的老作家已是“時代的落伍者”了。他們當時還沒有足夠的政治思想水平來認識魯迅深刻的革命性，理解魯迅的偉大所在。他們對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的認識還比較簡單，甚至比較膚淺，因此，他們也無法真正瞭解魯迅作品對於中國革命的真正價值，他們對中國社會和對革命文學的認識與魯迅還存在著距離。他們還不瞭解，革命文學不可能單憑革命的觀念和熱情產生，如果自己不投入革命洪流中真切地感受革命的脈搏，把自己首先鍛鍊成為革命者，那麼，革命文學就難以成功，而且還會把革命文學引入錯誤的方向。由於他們的幼稚病，結果他們不僅未能執行與魯迅原定的計劃，而且錯誤地把魯迅作為普羅文學的抨擊物件。他們在《文化批判》的創刊號上發表了《藝術與社會生活》，又在第二期上發表了《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等文章。這些文章錯誤地把時代的先軀者魯迅看成是“時代的落伍者”。魯迅是向舊中國吃人筵席進攻得最堅決的戰士，他最清醒而尖銳地看到了舊社會的汙穢和積弊，而這些文章卻把他說成是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認為他是“以趣味為中心”的藝術至上主義者，和說幾句“人道主義漂亮話”的舊作家。

這種左傾、幼稚的主觀臆斷，距離偉大戰士的實際實在是太遠了。魯迅心裡不服，而且創造社這樣改變計劃，他事先不知道，他不能不感到突然，感到不滿。他決定給這些頭腦發熱的青年澆一點冷水，對他們進行反批評，同時，也可藉此來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