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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陷入了兩難。是啊，韓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嘗不是君主之德？他的&ldo;君君，臣臣，父父，子子&rdo;，不就是說給齊景公聽的嗎？32

一個王法，一個王道，半斤八兩吧？

看來，必須跳出儒法之爭。

實際上，斬斷爭論並不難。治國，到底應該以德還是以法？當然是以法。德，並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謂&ldo;以德治國&rdo;，其實是&ldo;以禮治國&rdo;，或&ldo;倫理治國&rdo;。德治與法治之爭，則其實是禮治與刑治之辯。

那就用不著再討論了。

以禮治國，早已是明日黃花，並不可能&ldo;似曾相識燕歸來&rdo;。至於德與法的關係，也不難擺平──以法治國，以德育人，也許就是合適的選擇。

真正需要思考的，恐怕是這樣一些問題：我們為什麼要有法？我們為什麼要有德？我們要什麼樣的法？我們要什麼樣的德？這不能不想。因為無德之德，必是偽善；非法之法，必為惡法。這樣的虧，我們吃得還少嗎？

吃一虧長一智。那就認真想想吧！想一想：人性該怎樣看待？制度該怎樣建設？民族之魂該如何鑄就？未來的路又通向何方？

但，這已非先秦諸子所能回答。

沒有結論的爭鳴

從孔子到韓非，先秦諸子的競相爭鳴，奏響了我們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華彩樂章，也留下了一大堆至今仍然讓人困惑不解和爭論不休的問題。

但議題雖多，總的來說卻只有兩個。

哪兩個？

一是如何治國，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學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爭論，源於兩個方面的不同，一是人性論，二是方法論。道家是不談人性的，因為用不著。在他們看來，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否則怎麼能叫性（本質）？墨子、孟子和荀子則認為，人性就在人與動物的區別，否則怎麼能叫人性？

那麼，人與動物的區別何在？

墨子認為在勞動，孟子和荀子認為在倫理。墨子說，不勞動，人就不能生存；孟子和荀子則說，無禮義，人就禽獸不如。荀子甚至說，人之為人，難道僅僅就在&ldo;二足而無毛&rdo;？在父子之親和男女之別呀！33

所以墨子貴義，荀子尊禮。墨子主張自食其力，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機會均等。34 荀子主張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輕重有別，貧富有稱（合理性）。35 其價值觀，墨子的是公平與正義，荀子的是秩序與文明。

至於孟子的主張，則是仁民愛物，向善疾惡，尊賢敬長，明辨是非。這些主張，分論則仁義禮智，合論則統稱為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這是孔孟的區別。他們共同的價值觀，則是仁愛與道義。

只有韓非，認為人性本惡。

這就牽涉到方法論。

韓非的方法論是&ldo;鬥爭哲學&rdo;。他的名言，叫&ldo;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rdo;。36 也就是說，矛盾對立的雙方勢不兩立，你死我活，非黑即白。因此，人性中既然有惡，那就不可能再有善。也因此，德治和禮治都不管用，只能威脅利誘，嚴刑峻法，兩面三刀。

孔子的方法論是&ldo;中庸之道&rdo;。中就是不走極端，庸就是不唱高調。不走極端，就既不能講人性惡，也不能講人性善，不提最好。不唱高調，則不能當真主張回到堯舜或商周。如有可能，吾其為東周乎！37

老子的方法論是&ldo;正言若反&rdo;。他也有句名言，叫&ldo;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rdo;。38 也就是說，矛盾對立的雙方，無不在一定的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