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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

（10）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11）。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麼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麼，「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閒話》所謂「有些志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釗（行嚴）關於「二桃殺三士」的一段話，見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發表於上海《新聞報》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夫語以耳辨。徒資口談。文以目辨。更貴成誦。則其取音之繁簡連截。有其自然。不可強混。如園有桃。筆之於書。詞義俱完。今曰此於語未合也。必曰園裡有桃子樹。二桃殺三士。譜之於詩。節奏甚美。今曰此於白話無當也。必曰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撰人不詳。內容是記載春秋時齊國大夫晏嬰（平仲）的言行。這裡所引的一段，見該書卷二《諫》下。

（4）《梁父吟》亦作《梁甫吟》，樂府楚調曲名。此篇系樂府古辭（舊題諸葛亮作，不確），魯迅上文所引「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為詩中的最末兩句。「相國」一作「國相」。

（5）「每下愈況」語見《莊子·知北遊》。參看本卷第114頁注（5）。

（6）《「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一文，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報副刊》（署名雪之），其時編輯為孫伏園；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摩（即文中說的「詩哲」）編輯。關於「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話，參看本卷第236頁注（16）。

（7）「睚眥之怨」意即小小的仇恨。語見《史記·範睢傳》：

「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發表《楊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覆女師大學生雷榆等五人為三一八慘案烈士楊德群辯誣的信，其中暗指魯迅說：「因為那『楊女士不大願意去』一句話，有些人在許多文章裡就說我的罪狀比執政府衛隊還大！比軍閥還兇！……不錯，我曾經有一次在生氣的時候揭穿過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難道四五十個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眥之仇卻不可不報嗎？」

（8）「動機」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閒話》中說：「一件藝術品的產生，除了純粹的創作衝動，是不是常常還夾雜著別種動機？是不是應當夾雜著別種不純潔的動機？……年輕的人，他們觀看文藝美術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願意承認創造者的動機是不純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種文藝美術品，我們不能不說它們的產生的動機都是混雜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馮玉祥國民軍在直奉軍閥的聯合進攻下，準備放棄北京。段祺瑞趁機陰謀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