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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不是剛說我沒有「捏造事實」麼？那封信裡舉的卻有。說是我說他「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係，並且吃了她許多的酒飯」了，其實都不對。楊蔭榆女士的善於請酒，我說過的，或者別人也說過，並且偶見於新聞上。現在的有些公論家，自以為中立，其實卻偏，或者和事主倒有親戚，朋友，同學，同鄉，……等等關係，甚至於叨光了酒飯，我也說過的。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麼，報社收津貼，連同業中也互訐過，但大家仍都自稱為公論。至於陳教授和楊女士是親戚而且吃了酒飯，那是陳教授自己連結起來的，我沒有說曾經吃酒飯，也不能保證未曾吃酒飯，沒有說他們是親戚，也不能保證他們不是親戚，大概不過是同鄉罷，但只要不是「某籍」，同鄉有什麼要緊呢。紹興有「刑名師爺」，紹興人便都是「刑名師爺」的例，是隻適用於紹興的人們的。

我有時泛論一般現狀，而無意中觸著了別人的傷疤，實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這也是沒法補救，除非我真去讀書養氣，一共廿年，被人們騙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陰謀。即如上文雖然說明瞭他們是親戚並不是我說的話，但因為列舉的名詞太多了，「同鄉」兩字，也足以招人「生氣」，只要看自己憤然於「流言」中的「某籍」兩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來，這一回的說「叭兒狗」（21）（《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著他自己，在那裡「悻悻」了。其實我不過是泛論，說社會上有神似這個東西的人，因此多說些它的主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本以為這足見我是泛論了，名人們現在那裡還有肯跟太監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這一層，各各認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兒狗」自命。時勢實在艱難，我似乎只有專講上帝，才可以免於危險，而這事又非我所長。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氣，還是讓它儘量發出來罷，「一群悻悻的狗」，在後面也好，在對面也好。我也知道將什麼之氣都放在心裡，臉上筆下卻全都「笑吟吟」，是極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個洞，便什麼之氣都出來了。但其實這倒是真面目。

第二種罪案是「近一些的一個例」，陳教授曾「泛論圖書館的重要」，「說孤桐先生在他未下臺以前發表的兩篇文章裡，這一層『他似乎沒看到』。」我卻輕輕地改為「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臺了，很可惜」了。而且還問道：「你看見嗎，那刀筆吏（22）的筆尖？」「刀筆吏」是不會有漏洞的，我卻與陳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為「刀筆吏」了罷。《現代評論》早已不見，全文無從查考，現在就據這一回的話，敬謹改正，為「據說孤桐先生在未下臺以前發表的文章裡竟也沒想到；現在又下了臺，目前無法補救了，很可惜」罷。這裡附帶地宣告，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別人的原文用引號，舉大意用「據說」，述聽來的類似「流言」的用「聽說」，和《晨報》大將文例不相同。

第三種罪案是關於我說「北大教授兼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據說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內不支薪，副館長的月薪又不過二百五十元。別一張《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宣告，話也差不多，不過說月薪確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餘的「捐予圖書館購買某種書籍」了。此外還給我許多忠告，這使我非常感謝，但願意奉還「文士」的稱號（23），我是不屬於這一類的。只是我以為告假和辭職不同，無論支薪與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這是不待「刀筆吏」才能知道的。至於圖書館的月薪，我確信李教授（或副館長）現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現錢，是美國那面的；中國這面的一半，真說不定要拖欠到什麼時候才有。但欠帳究竟也是錢，別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帳，連一半現錢也沒有，可是早成了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