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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無論政體是什麼，當一個大國政府在和平問題上使用&ldo;絕不&rdo;或&ldo;永遠&rdo;一類的詞時，是不會怎麼被其他國家太當真的。沒有任何一種政體能夠確保一個國家一定能夠做到和平崛起，也沒有一個大國能夠長期遠離或大或小的戰爭。某種政體的大國更樂於戰爭，和某種政體的大國更傾向於和平的公式，在歷史的經驗中並不存在。

有些情形下，由於更加傾向順應民意，共和政體下的大國，會更加傾向於訴諸武力。比如，西奧多&iddot;羅斯福總統1904年派軍艦去地中海營救被摩洛哥匪徒綁架的帕底凱里斯。與之相反，專制或極權政體下的大國，由於向來蔑視民意，輕賤國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有時反而可能更傾向於避免戰爭。因此，1904年這件事要是發生在一個專制國家，哪怕被匪徒綁架10個公民，政府可能也不會出兵救援。

不管怎麼說，無論何種政體的國家，都難免會碰到諸如海外貿易、領土糾紛、僑民權益之類的問題，因此在客觀上沒有一個大國能夠免於在對外關係中使用武力的誘惑或壓力。

六、在共和政體下，因為分權制衡機制的存在，政府首腦任期的限制等因素，任何一個機構或個人，都只能在憲法和法律授權的前提下運用國力，而不能撇開憲法和法律濫用國力，按照自己的意志一條道走到黑，煊赫的國力，不是任何個人、黨派或機構追逐榮耀的工具，孤注一擲的賭本。

馬歇爾將軍在二戰期間曾說過，&ldo;一個民主國家不能打七年戰爭&rdo;。這話耐人尋味，在一個共和國，人民只會為任何戰爭付出可接受的風險和代價。畢竟，無論人們怎麼定義所參與的戰爭，正義還是不正義，侵略還是反侵略，作為國家間最為極端的一種衝突形式，總是意味著要在生命、財產等方面，付出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慘或輕的代價。

在國會的辯論中，在媒體的爭鳴裡，在民眾的請願示威上，在選戰時，戰爭正義與否、合法與否、是否必要、是否值得，等等，不同的聲音都會反映出來。戰爭的利弊，各方都會在公共辯論中竭盡所能地展示給公眾，然後由每個人自己去判斷。這裡無所謂愛國不愛國，只有合法與不合法，在議會或選舉中投贊成票或反對票，&ldo;愛國&rdo;是個多餘的詞。無論是內閣制還是總統制，議員的選舉、總統的選舉，一個政黨是在野或執政，都取決於選票和選票背後的民意。誰也無權讓後繼者堅持他開闢的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這樣的國家可能也經常動武，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某個黨派、某個領袖人物的意志，不惜代價地窮兵黷武。日本帝國的荒木貞夫有句名言：&ldo;如果我們有三百萬枝竹矛，就能征服俄國。&rdo;對這種胡言亂語，正如一位批評者所言，如果這種話是向英國或法國國會提出來，&ldo;說這種話的人第二天就會被送進瘋人院&rdo;。

共和政體國家使用國力的限度，越南戰爭就是一個例子。自1965年3月6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的3500名士兵在南越的峴港登陸，到越南戰爭結束，美國陣亡47000人，1萬人死於戰區中的事故和疾病，154萬人負傷，為這場戰爭至少花費了1500億美元。代價如此高昂，美國還是結束了軍事行動，沒有哪個政要能一意孤行繼續戰爭。越戰期間，國會參議員富布賴特就說，&ldo;作為一個開端，我們乾脆不必再講&l;失敗和恥辱&r;那種浮誇的廢話了。對錯誤的清算既不是一種失敗，也不是一種恥辱；它是一種適應現實的合理而老實的辦法，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是可以引以為自豪的。當詹森總統時常聲言他不想當第一個打敗仗的美國總統時，當尼克森總統警告人們&l;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敗仗&r;會導致人們對&l;美國領導權的信心的垮臺&r;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