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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外加一百五十磅的鐵輪。弗蘭妮替大家開門兼清場，莉莉扶著弗洛伊德，充當回程的“導盲熊”。

“耶穌基督！”父親說。公車司機不准我們上去。

“來的時候明明可以！”弗蘭妮說。

“他們在乎的不是熊，”弗洛伊德說，“是那根槓鈴。”

“你們這樣抬看起來很危險。”弗蘭妮對弗蘭克、蘇西和父親說。

“要是你跟愛荷華巴布一樣練過舉重，”我告訴父親，“就可以自己抬了，不至於看起來那麼重。”

莉莉注意到奧地利準熊坐巴士，卻不準舉重器材上車；她還注意到這裡對滑雪這回事也很寬鬆，便建議去買個裝滑雪板的袋子，把槓鈴包在裡面。這一來，司機就會以為那只是副特別重的滑雪板了。

弗蘭克建議找人回去借史勞本史呂瑟的車。

“它從來不跑。”父親說。

“也應該會跑了吧，”弗蘭妮說，“那呆子不知修了幾年了。”

於是父親跳上巴士回去借車，但被激進派一口回絕。也許當時我們就該警覺，停在旅館外的是一顆炸彈？但我們以為這只是激進派不友善的一面，只得自己把舉重器材扛回家。走到美術史博物館，我不得不先走一步，讓其他人和槓鈴待在那兒。博物館也不讓槓鈴進門——當然更不放熊進去。“勃魯蓋爾＇　譯註：Brueghel，十六世紀佛蘭德斯畫家。

09　第二家新罕布什爾旅館（5）

＇就不會在意。”弗蘭克說。結果他們只得在街角打發時間。蘇西跳了一會兒舞，弗洛伊德用球棒打拍子，莉莉和弗蘭妮唱了一首美國歌——閒晃之餘順便賺點錢；街頭藝人是維也納的特產。稱這些表演為“老鼠王再現”的弗蘭克則摘下帽子收錢，那帽子就是當年父親買給他的巴士司機制服配件之一——那頂他充當旅館門房時戴的，活像葬儀社的灰色帽子。弗蘭克在維也納一向戴著它——我們家的老鼠王化身。我們常想到這位憂傷的藝人，帶著沒人要的老鼠一起跳樓，不再走過開啟的視窗。“人生太嚴肅，藝術才有趣！”是他的宣言；他一直走過那些開啟的視窗——直到終於被牽引過去。

我提著一百五十磅慢跑回家。

“嗨，扳手。”我對車底下的激進分子說。

然後我奔回博物館，再提起七十五磅踱回家，剩下的七十五磅由父親、弗蘭克、蘇西、弗蘭妮、莉莉和弗洛伊德分攤。就這樣，我有了舉重器材，足以喚起我對第一家新罕布什爾旅館和愛荷華巴布的記憶，驅走一些維也納的陌生感。

我們當然也得上學。美國學校在美泉宮旁、希慶的動物園附近。一開始蘇西每天早上陪我們搭公車上學，放學時來接我們。有隻熊接送讓我們在同學面前神氣極了。不過父親或弗洛伊德得陪著一起來，因為熊不能單獨坐公車；而且學校離動物園不遠，這裡的人看到熊比城裡人更緊張。

很久以後我才猛然發覺，我們一直沒有關心弗蘭克的性生活，實在太對不起他。在維也納七年，我們始終不知道他交了什麼男朋友。他只說是美國學校的同學——因為弗蘭克年紀最長，修的又是高階德文課，他一個人待在學校的時間比我們都長；待在性氾濫的第二家新罕布什爾旅館裡，弗蘭克一定養成了謹慎小心的習慣，就像當年我要求朗達在對講機下說悄悄話一樣。至於弗蘭妮，當時她有熊做伴——蘇西老是對我說，還是需要從強暴的陰影裡走出來。

“她早走出來了。”我說。

“你還沒有，”蘇西說，“奇柏·道夫還在你心裡，也在她心裡。”

“那麼，弗蘭妮的問題在道夫，”我說，“強暴的事已經過去了。”

“等著瞧吧，”蘇西說，“我是隻聰明熊。”

膽小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