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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都有幽默感，無論他們的談話或是書信往來，總是莊諧雜出，令人捧腹。劉半農與錢玄同一說話就要抬槓，他說他和錢玄同“我們兩個寶貝是一見面就要抬槓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槓之日”，並以半農體作“抬槓詩”一首：“聞說槓堪抬，無人不抬槓。有槓必須抬，不抬何用槓。抬自由他抬，槓還是我槓。請看抬槓人，人亦抬其槓。”每當二人抬槓時，周作人總是在旁靜靜地傾聽，臉上掛著理解與欣賞的微笑。當然，有時玩笑也會開到周作人的身上。有一次周作人向劉半農借俄國小說集《爭自由的波浪》和一本瑞典戲劇作品，劉半農的回信卻令周作人吃了一驚：信無箋牘，但以二紙粘合如奏冊，封面題簽“昭代名伶院本殘卷”，信文竟是一場“戲”：“（生）咳，方六爺（按：指周作人）呀，方六爺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書，我今奉上。這其間，一本是，俄國文章。那一本，瑞典國，小攤黃。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開啟來，看個端詳。（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農，眼淚汪汪。（白）咳，半農呀，半農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願你，將他去，莫辜負了他。拜一拜，手兒呵，你就借去了罷。”這就是活潑、幽默、才氣橫溢的江南才子劉半農。

在《吶喊》自序中，魯迅先生曾說那時辦《新青年》的人很寂寞，“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是“寂寞裡賓士的猛士”。在同一文中，魯迅先生還以切身體驗寫道：“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到了1918年3月，新文化運動的幾位先驅者終於耐不住寂寞了，就像奔騰於沙場找不到敵人的戰馬，獨自昂首刨蹄，仰天長嘯。因為敵手畏葸不前或曰不屑與之對陣，錢玄同和劉半農設計在《新青年》第4卷第3號上上演一出“雙簧”，以誘敵應戰，然後好展開圍殲。先是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寫給“《新青年》諸君子”一封反對白話文的長信。在這封信中，錢玄同以舊派的口吻，收集了復古守舊派對新文化運動的種種無知的攻擊和引人發笑的責難，行文之乎者也，通篇濃圈密點，洋洋灑灑三千四百餘言，黑乎乎一大片，酸腐之氣沖天。而劉半農則以“《新青年》記者”的名義，寫了一封更長的《答王敬軒》的信，對“王敬軒的信”針鋒相對地進行了逐段駁斥，全篇行文用白話，新式標點，有理有據，詼諧活潑，把當時國故家們的醜態描寫得活靈活現。比如對反對白話文最烈而極為衛道士們推崇的林紓，錢玄同以“追星”口吻對其盛讚一番：“林先生為當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說之神韻，移譯外洋小說。所敘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筆措詞，全是國文風度，使閱者幾忘其為西事。”劉半農則把這一段批得體無完膚，他指出林先生所譯的小說，若以看“閒書”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擊之列……若要用文學的眼光去評論他，那就要說句老實話：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無慮百種”進而為“無慮千種”，還是半點兒文學的意味也沒有！何以如此呢？因為他所譯的書，第一是原稿選擇的不精，往往把外國極沒有價值的著作，也譯了出來，真正的好著作，卻未嘗或者是沒有加以過問。第二是謬誤太多，把譯本和原本對照，刪的刪，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林先生遇到文筆蹇澀，不能達出原文精奧之處，也信筆刪改，鬧得笑話百出。第三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為“當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為他“能以唐代小說之神韻，移譯外洋小說”，不知這件事實，實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譯書雖多，記者等始終只承認他為“閒書”，而不承認他為有文學意味者，也便是這件事。當知譯書與著書不同，著書以本身為主體，譯書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