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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這篇文章我就領到三百盧比的稿費，相當於七十五美元，我一輩子從沒領過這麼多錢，接近一個上尉五個月的盧比津貼。

我們的組織架構中沒有戰地觀察員，國民黨也沒有允許或鼓勵軍官出版戰地經驗。我不能說，我在真空地帶為自己創造出一個角色。不過，一切都來得很自然。

起先，我們想讓指揮部認可我擔任助理情報官。即使我們的總部聽從他們命令，沒有指揮權，但他們應該可以讓我及其他一兩名下級軍官到前線去，讓我們可以強化對數個師的情報報告，同時又可以吸取經驗。美方總部的情報官是小史迪威中校，我從沒見過他。在外面的辦公室，他的助手告訴我，前線已有太多情報官。此外，我們的無線電通訊密碼不夠完善，我們還沒蒐集到情報前，可能就已洩露情報給敵軍了。

我們還沒嘗試前，就已被安上無能的罪名。我們一點也不信邪，決定不經過指揮部的允許，直接採取行動。我們的密碼專家秦少校替我製作一套特殊密碼，對我說：“任何密碼都是折衷的產物，要看使用的時間有多長，使用情況有多頻繁。將情報傳給敵人？沒錯，不過事實就是如此。只要你使用無線電通訊，就是在冒險，問題在於值不值得。因此，在你發出信前，再仔細檢查一次，想想內容落入敵手的後果。”從此以後，只要我用無線電傳送密碼時，都會想起秦少校這段短短的話。

我不必申請正式的派令，前線各師都已經知道我已抵達。幾天內，所有的將軍和上校都知道我的名字。當時前線各級將領雖然接受指揮部的指示，卻擔心他們和中國上級的關係會因此中斷。因此，他們很是歡迎我，把我當成鄭將軍的特使，而不是到前線執行參謀任務的下級軍官。我受邀與師長共進早餐，他們派指揮官專車或吉普車來接我到前線。慢慢地，鄭將軍總部對這類邀請也有了響應，瞭解到我們最需要的就是派代表到前線，這樣的舉動可能比單純蒐集情報更重要。新二十二師及新三十八師彼此競爭激烈，他們依照國民黨的慣例，老是誇大自己的戰果。他們的軍情報告常犧牲他人，以襯托自己的英勇。即使鄭洞國並沒有負責戰場成敗的責任，就重慶當局來說，他仍是駐印軍的最高中國將領。我們必須根據自己的觀察來撰寫軍情報告。由於這不涉及指揮決策，由我們下級軍官來做更加恰當。我們可以四處走動，不致驚動指揮部。

我就這樣成為前線觀察員，為期近一年半，有時和朱上尉搭檔。我們儘可能遠離師及團的司令部，儘量和前線部隊在一起。起初我們的軍情報告先送到雷多，讓鄭將軍的高階幕僚修改，而後再送到重慶，有些部分經過加強後，會編入月報，讓蔣介石親自過目。戰事持續進行，我們也更有自主權。我們照例以鄭將軍的名義傳送無線電報，通常兩三天發一次，副本則送往雷多。其他專案我們則做成報告送到總部，由鄭將軍定奪。我們的任務日益複雜後，總部派來一位密碼人員協助我們。我們和後勤中心合作無間，後勤支援從來不成問題。前線部隊甚至打算提供勤務兵給我們，還想挖我們專用的散兵坑。我們也回報他們的善意，在他們人手不足時，替他們當差。我被狙擊手攻擊那天，就是為新三十師師長鬍素的前線單位出差，回程時，被日本三八式步槍射中右大腿。隨後躺在醫院的那段期間，剛好讓我寫篇長文投稿《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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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與緬甸（7）

上述種種，都是生命中令人滿意的回憶。我當時不必負指揮之責，也沒有壓力。只有在部隊可能被敵軍打敗時，我才會有暫時的焦慮，而這種情況只發生兩次。否則，通常由我自己決定訪問行程及時間表。如果我必須在前線部隊待上好幾天，我會安排適當時間，讓自己好好休息，梳洗打點。我替戰地軍官所做的小事，他們都大大地感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