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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同的，如物質名詞：原子、分子、桌子、椅子。但是隻要和思維有關，和人的感情有關，那可就相差較遠了。比如說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歷史哲學》，黑格爾著，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他原來是用德文寫的，該書的英譯者在他的前言中特別強調德文和英文的差異，比如說智力、意志、精神這些詞都不能一一對應，因此他說，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但英文版和德文版還是有區別的，英譯本是穿上英國衣服的《歷史哲學》。實際上，德文和英文比起德文和法文等語言還是比較接近的。即使這樣接近的語言，翻譯起來都有難以逾越的困難。由此可以想見，由於中文和西方語言的巨大差異，在文化上、語言上的不可翻譯性的存在，中國人和西方人對話會顯得尤其困難。

多：我百分之百贊同您的觀點。有位哲學家曾經說過：人們好像有一種慣性，並不想去認識新的事物，而往往是根據自己已知的來判斷事物，根據他已有的觀念來作出判斷，而不是重新去掌握新的知識。

趙：確實，溫故而不去知新，應當是認識過程中必須避免的偏差。實際上，中國人用的字典和美國人、歐洲人用的字典有很多解釋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市場經濟”。在30年前，中國人認為它是屬於資本主義的，是一種落後的經濟制度。但是現在不同了，在中國現在的字典裡的解釋變化了，由此也使中國人理解資本主義更多一些。又如，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德國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被公認為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認為，宗教的影響是造成東西方文化發展差距的主要原因，並且強調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官僚制度和法律權威的發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奈插話：是一本很好的書。）以前，我們不大讀這樣的書。現在，中國在*的指引下開始採取了許多市場經濟的做法，實際上我們改變了在30年前對市場經濟的定義。

奈：我還想舉一個例子。差不多在一年前，就是2008年的時候，我在天津大學給一些學生做報告。當時很明顯全球金融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了，金融危機已經初現端倪了。有一個學生就問我：美國將如何應對這次金融危機？如果和美國20世紀30年代應對大蕭條的時候相比，會有什麼措施？當時我沉思了一下，然後說：“可能會採用一些社會主義的做法。”比如說向企業注資，這是採用社會主義的做法。簡單地說，中國現在實行的是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美國實行的是有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在向前發展，而美國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前發展。也許會有交匯的地方。

不要另眼看待另一種文化

趙：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溝通，剛才說過是跨文化的溝通，才有好的效果。中國人需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領，西方人也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領，都不要另眼看待另一種文化，這樣就容易瞭解對方的真實的情況，包括真實的心理、真實的思想。

要逐步減少跨文化交流的困難，就得克服思維的慣性。比如說對中國的看法，由於中國的執政黨是共產黨，因此許多西方政治家擺脫不了冷戰思維，這個思維的衰減確實是很慢的，甚至會以當初觀察斯大林和杜魯門時代的觀點來觀察今天的中國，不可避免地是錯誤的。

這種意識形態的鴻溝會使人產生偏見。我曾經和一位美國著名的猶太人組織的領袖有過一次對話。我說，我很欽佩兩個猶太人，一個是*，一個是愛因斯坦。他回答我，您只說對了一半。也就是說，很多其他民族的人至少認為*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但是他作為同胞，卻不承認*。這完全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而否定了自己民族的傑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