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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頗大；人名、地名難以對證，似乎都是從波斯語言翻譯而來；而且旅行路線往來重複，難以考證。

其次，馬可·波羅在書中對中國的描寫可謂“掛一漏萬”。如對最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產物——茶、漢字以及印刷術都沒有提到，婦女纏足、使用筷子也無一語論及；尤其是對舉世聞名的長城更是視而不見。這些都說明，這完全不是一個旅居中國十七年，而且自稱跑遍中國的人應有的見聞。

第三，《馬可·波羅遊記》中很多地方充滿了可疑的統計資料；對蒙古皇族的家譜說得也是混淆不清，很不準確；對許多城市的描寫完全是公式化的，蒼白無力的語言，如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隸屬大汗”、“使用紙幣”等，把中國豐富多彩的景象變成了灰茫茫的一片。

最後，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沒有查到一件可供考證的關於馬可·波羅的材料。

因此，許多學者認為《馬可·波羅遊記》只不過是馬可·波羅根據波斯的導遊手冊，以及到過中國地區的商旅的敘述，再加上記錄者魯思梯謙先生的生動想象力及天賦而創造的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克里空”（即所謂虛假報道）。

應該承認，馬可·波羅本人為了擴大影響、追逐名利，的確講述了不少與實際情況不太相符的事蹟：如獻炮攻襄陽，任職揚州三年，同時對汗八里（北京）、蘇州、泉州等地的描述也與當時的實際情況稍有不同。但由此而推斷出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卻有待商榷。

在《馬可·波羅遊記》中，馬可·波羅的確有一些誇張失實、記載錯誤、疏失遺漏、行文單調、路線不明之處。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馬可·波羅是在身陷囹圄，手中既無資料，精神又受摧殘的環境下憑記憶而講述其故事的，因此難免有偏頗之處。再者，本書是一本“見聞”而非“旅行日記”，所以我們完全不必苛求作者必須按順序記錄事件。而且，馬可·波羅作為歐洲人，在中國接觸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很少接觸作為“下等人”的漢人。因此，他在地名上使用波斯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說他的遊記是根據波斯的導遊手冊編寫的。

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沒有提到茶，這完全和他保持著國內的習慣，不喝茶有關，再加上當時西域人大概也無飲茶的習慣。同樣由於馬可·波羅主要是和蒙古人、色目人等種族打交道，所以他也不必去識學漢學。同時馬可·波羅是以商人的面目出現在歷史中的，文化水平也不會很高，因此完全可能不去理會印刷術等文化學術方面的事情。至於長城則完全是因為歷史的原因，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時候，秦漢的長城已廢棄多年，破壞風化嚴重，殘存遺蹟也無實用價值，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隻字未提，也當不足為怪。誠然，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沒有提到的中國事物還很多，但正如某位學者所說的那樣：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的檔案中，沒有哥倫布勝利進入該城的記載；在葡萄牙的國家檔案中也沒有阿美利加奉命航海的史料，難道我們能夠因此否定這些無可置疑的事實嗎？

關於馬可·波羅一家的歷史材料部分，楊志玖教授已在五十多前就給予了回答。這裡由於篇幅所限，也就不再贅述了。

上述看法，只是本人的一些心得，權作拋磚引玉之用，望眾多有識之士能多提出獨特的見解，讓更多的人來了解這段歷史，這也正是我翻譯《馬可·波羅遊記》的初衷之所在。

梁生智

一九九八年八月於北京後記

經過幾年的努力，《馬可·波羅遊記》終於付梓出版了，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蒙古以少數民族統一中國，並憑藉自己輝煌的武功征服了歐亞大部分地區，世界史上還沒有第二個如此的帝國足以望其項背；而馬可·波羅作為第一個遊歷中國及亞洲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