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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列案子發生之後，局裡就像是炸了鍋。大家各顯神通：有的人引經據典，有的人旁徵博引，有的人更是就案情爭得面紅耳赤。似乎所有人都對案子瞭如指掌。

李書記“依靠群眾”的調查方法未能奏效。案發現場附近的那些居委會老大媽們調查了無數“有作案嫌疑”的人，可被調查者都有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沒有任何突破性線索。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因為住房條件和生活資料配給制等原因，居委會曾是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的得力助手。當時許多家庭都聚居於一處，共用廚房和衛生間，鄰居之間抬頭不見低頭見；糧票之類的發放大權掌握在居委會手裡，因而居委會在老百姓中間擁有比較高的權威。然而隨著住房條件的改善和配給制的廢止，居委會在老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就沒那麼重要了。雖說在那些待拆的貧民區，居委會還有一定影響力，但本案兇手貌似並非貧民區住戶。他應該居住在更高階更私密的地方。時至九十年代中期，居委會幹部已經不能像過去階級鬥爭時代那樣隨便硬闖民宅了。

廖國昌提供的資訊幾乎沒有任何價值。雖然那些物證看上去似乎縮小了調查範圍，但那些有性犯罪前科的傢伙沒有符合這一範圍的。他們大多生活貧困，只有兩三個人是獨居，而有車的更是隻有一位計程車司機。

而對紅色旗袍本身的調查也是徒勞無功。警方已向所有生產旗袍的工廠和裁縫店發出了協查通報，以徵集資訊。但至今仍未得到任何關於這種特殊款型旗袍的線索。

日子一天天過去，似乎距離下一位姑娘遇害越來越近了。

於光明看著自己吐出的菸圈出神，這時他聽到佩琴在盥洗室倒水的聲音。他趕忙熄滅香菸，把菸灰缸藏了起來。

他可不想聽到佩琴因為抽菸的事對自己嘮叨，他希望同她探討一下案情。從前她曾經用自己的方式幫他梳理過許多案件的調查思路。而這一次，她至少可以談談對那件旗袍的看法。像大多數上海婦女一樣，她很喜歡逛街，雖然也跟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一樣都是隻看不買。

佩琴走進房間，邊走邊擦著頭髮。

“老公，你看起來氣色不好。今天早點休息吧，我弄乾頭髮就來。”她溫柔地對丈夫說道。

於光明點點頭，脫掉衣服躺下。被窩裡有點涼，他起了一身雞皮疙瘩，不過很快就感到一絲暖意。

佩琴回來了，光著腳走過來，掀起被子躺在丈夫身邊，調皮地用冰涼的腳踢著他的腿。

“老婆，要不要幫你灌個湯婆子＇3＇？”於光明憐惜地問道。＇3＇方言，盛熱水後放在被中取暖的用具，多用銅合金或陶瓷、塑膠製成。

“不要，有你就行。”她緊緊抱住他，“將來勤勤考上大學了，這兒可就只剩咱倆了。到時候家裡肯定空落落的。”

“擔心什麼，”他撫摸著妻子鬢角的一絲白髮，藉機直奔主題，“老婆，你還是那麼年輕漂亮。”

“別哄我了。”

“我今天在商店看見一件旗袍，很適合你。你從前穿過旗袍嗎？”

“哎呀，你啊。你啥時候見我穿過旗袍？咱們上中學那會兒不是都說只有腐朽的資產階級才穿那東西嗎？後來咱們去雲南插隊，穿了十年軍裝。再後來回城了，住在你爹那兒，連個衣櫃都沒有。老公，你一點兒都不疼我。”

“現在咱們有自己的房子了，我以後要好好補償你。”於光明說道。

“不過你怎麼突然對旗袍這麼感興趣啊？哦，我知道了，又是案子。紅旗袍殺人案，我都聽說了。”

“你對旗袍懂得肯定比我多。沒準在商店裡試穿過吧。”

“可能試過一兩次。不過我可從沒逛過那些高檔專賣店。你覺得像我這種在小飯館打工的中年婦女，穿旗袍